吐蕃与唐朝之间的外交关系持续了超过两百余年，这段漫长的历史见证了双方复杂而多变的政治互动。在吐蕃王朝的发展历程中，先后有多位杰出的赞普执掌政权，他们与唐朝历代皇帝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外交往来。值得注意的是，吐蕃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唐朝采取的外交策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双方交往初期，和平共处是主旋律；而当吐蕃进入国力鼎盛时期，双边关系则呈现出战争与和谈交替出现的复杂局面。作为沟通桥梁的吐蕃使者们肩负着多重使命，其外交活动的方式和特点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
在松赞干布、芒松芒赞和塘祖德赞三位杰出赞普的治理下，吐蕃政权实现了空前的巩固与发展。特别是在龙朔三年（663年），吐蕃成功吞并吐谷浑后，其疆域得到极大扩展：东部与唐朝的凉州、松州、茂州等边境重镇接壤；南部毗邻天竺；西部则攻占了龟兹、疏勒等安西四镇；北部疆界延伸至突厥领地。此时的吐蕃疆域东西南北纵横万余里，成为自汉魏以来西部边疆地区最为强盛的政权。这一时期的军事扩张使吐蕃国力迅速提升，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扩张时期，吐蕃与唐朝的外交关系仍以和平往来为主，这从吐蕃频繁派遣使团赴长安朝贡的史实中可以得到印证。
展开剩余76%吐蕃与唐朝的正式外交关系始于贞观八年（634年）。当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普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也不甘人后，主动派遣使团携带珍贵贡品前往长安朝觐，由此揭开了两国正式交往的序幕。虽然新生的吐蕃政权怀有强烈的领土扩张野心，但由于国力尚弱，加之松赞干布本人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使得两国关系在初期以和平为主基调。
为了维系与唐朝的友好关系，松赞干布几乎每年都会派遣规模庞大的使团携带当地特产前往长安进贡。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六年（642年）春季，吐蕃与于阗、龟兹、吐谷浑等西域诸国同时向唐朝进献贡品。此后，吐蕃使节与其他西域国家的使者频繁出现在长安街头，这种定期的朝贡活动一直持续到松赞干布去世。松赞干布与唐太宗之间建立的这种和平友好关系，成为后世史家津津乐道的民族交往典范。
文成公主入藏联姻在汉藏民族友好交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贞观十年（636年），吐蕃首次遣使求婚未果，使者归咎于吐谷浑的阻挠，导致吐蕃对吐谷浑发动战争，并陈兵唐朝边境示威。松赞干布趁机与唐军交战，但在唐太宗派兵反击后，吐蕃转而寻求和解，再次遣使请婚。唐太宗在充分了解吐蕃实力后，最终同意和亲。文成公主的入藏不仅促成了两国和平，更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吐蕃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松赞干布去世后，年幼的芒松芒赞继位，实际政权由喝尔家族掌控。这一时期吐蕃加大了对吐谷浑的军事行动。至麟德三年（666年），吐蕃甚至向唐朝上表，试图为其对吐谷浑的军事行动寻求合法性解释。此时的吐谷浑已遭重创，吐蕃的军事扩张开始直接威胁唐朝边境，导致双方关系出现紧张。
随着赞普权力的更迭，吐蕃的外交政策也发生显著变化。塘德祖赞即位后，虽然表面上维持着与唐朝的密切往来，但由于赞普年幼，实权仍掌握在噶尔家族手中，导致吐蕃的扩张行为愈演愈烈。唐朝边境屡遭侵扰，双方使节频繁往来商讨会盟事宜。吐蕃试图通过这些会盟维持战略优势，并不时通过联姻等方式强化双边关系。
在塘德祖赞统治时期，吐蕃在外交上采取双轨策略：一方面多次遣使上表唐朝表达和好意愿；另一方面则利用唐朝安史之乱后的内政动荡，通过一系列会盟扩大自身利益。随着国力增强，吐蕃的外交政策日趋强硬，对唐关系中的进攻性特征日益明显。
随着噶尔家族的衰落，吐蕃重获自主权，开始更频繁地侵扰唐朝边境，朝贡活动也逐渐减少。这一时期的吐蕃使者不仅要负责会盟谈判，还需执行平叛、求援、情报收集等复杂任务。通过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吐蕃逐步在唐蕃关系中占据主动，并善于利用每次外交接触谋取地缘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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